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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科学院:军事科学研究的卓越领导者

2021.02.12 来源:解放军报 编辑:本网

我们的老院长、敬爱的叶剑英同志与世长辞的消息传来,全院同志深感悲痛。回顾他老人家一生为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立下的丰功伟绩,回顾他在任我院院长兼政委期间,为创建军事科学院,开拓现代军事科学研究工作做出的卓越贡献,以及我们在他身边工作、学习和生活的感受,往事历历,永志难忘。

新中国成立后,我军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叶剑英同志怀着对我军建设和国家安危的高度责任感,对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他研究了我军的历史和现状,认为我军有二十多年丰富的建军和作战经验,这对未来战争无疑是有重要作用的。但是,由于条件限制,系统地总结这些经验还很不够。同时我军还缺乏现代条件下诸军兵种合同作战的经验;部队在战备、训练等方面还没有我们自己的一套条令条例可作依据。这些问题不解决,势必影响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他还研究了世界各国军事技术与军事理论的状况,感到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原子、导弹、化学等尖端武器的出现,常规武器和器材的不断改进,对未来战争将产生重大的影响。战争的规模、样式、组织指挥以及协同、保障等都将出现许多新的特点。这就要求我们在不断发展我军的军事技术的同时,加强我军的军事学术研究。为此,叶剑英同志经过深思熟虑,于1956年冬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提出了建立军事科学院]全面系统地开展军事科学研究工作的建议。这一具有远见卓识的建议,立即得到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批准,并委托叶剑英同志负责筹建工作。

1958年1月,叶剑英同志被任命为军事科学院临时党委书记。在第一次院临时党委会议上,他诚恳地表示:自己的经验和学识都不够,要努力学习,在院党委集体领导下当好“班长315日在军事科学院建院大会上,叶剑英同志强调:军事科学院是学习、研究、生产三者统一的机构,要通过学习、研究,生产出优良的学术成品。他用了大量历史事实,说明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总结我军经验的重要性,并指出:我们研究机关“一怕孤,二怕空”。要做到“不孤不空”,就要同实际结合,要为部队服务,要解决全军向我们提出的问题,要加强同各部队、各院校、各兵种的联系,要创造出符合我军实际的东西。不能闭门造车,不能为了研究而研究。他还告诫全院同志要牢记“满招损,谦受益”的古训。在以叶剑英同志为核心的院党委领导下,经过全院的努力,军事科学院的工作很快走上了轨道,奠定了基础。后来,经叶剑英同志建议,在军事科学院内又建立了一个军事技术教研馆,为全院研究人员和我军高级干部学习现代军事技术知识提供了理想的场所。

经过周密准备,19591月叶剑英同志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军军事科学研究工作会议。这是一次在新的历史时期繁荣我军军事科学的重要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指出:当前军事科学研究的中心工作是全军动手编写出适合我军的作战条令、条例和教程。会后,他不辞劳苦,深入各地,亲自抓作战条令的编写,精心指导,并不遗余力地提倡各级领导都要大力抓军事学术的研究。他在军委召开的会议上讲,下部队视察工作时也讲。他曾说:学术研究“第一要有严肃的态度,老老实实的态度;第二要有敢想、敢辩、敢写的创新精神”。7月,他在编写合成军队战斗条令概则的专业会议上,要求领导干部与研究干部相结合,专业研究干部与非专业干部相结合,机关、部队、院校相结合,合成军队与军种、兵种相结合。129日,他又在军事科学院、高等军事学院上校以上党员干部会议上,就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特点及国防建设问题作了精辟的学术报告。

1959年10月,叶剑英同志作为中央军委领导人之一,分工主管全军的军事训练和军事学术研究工作。从此,他即一手抓部队、院校的军事训练,一手抓军事学术的研究,并使二者紧密结合起来,以促进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和正规化建设事业的发展。他深刻地指出:要在战备训练的实践中从事科学研究,再将科学研究的成果运用于战备和训练实践。这样,既为军事科学研究开拓了更广阔的领域,使科学研究更有针对性和现实性,又能促进战备训练工作,以适应国防现代化建设和未来反侵略战争的需要。

叶剑英同志对我军的历史研究和编写工作非常重视,多次指示我们要抓资料,抓练兵,勉励战史研究人员要立志成为“战史通”,为编写我军战史作好准备。他还教导我们研究历史要贯彻“厚今薄古”的原则,并指出:“厚今薄古,不是厚今不古,不能割断历史,要古为今用。”他十分重视挖掘活的历史资料。他把一些老同志头脑中的宝贵材料形象地比喻成“珍珠”,要我们下功夫挖掘,并以毛泽东思想为红线把这一颗颗珍珠串起来。在他的亲切关怀下,我院和全军都搜集整理了大量的历史资料,为编写我军战史奠定了基础。叶剑英同志是我军参谋工作的奠基人之一,对司令部建设十分关注,亲自主持编写我军司令部工作条例。他曾经指出:司令机关是军队组织中极关重要的部门,是军队的领率机关和指挥中心,要从思想、业务、作风三个方面加强司令部的建设。他强调司令部干部要有政策观念、全局思想、坚强的党性,要有一定的战役战术素养、全面的参谋业务知识和兵种知识,要有积极性、主动性、计划性等。

在军事科学研究过程中,不断遇到林彪的干扰和破坏。林彪以提倡学习毛泽东著作为名,鼓吹“走捷径”、“背警句”,把“以我为主”的原则绝对化,并且依仗手中的权力,从多方面削弱军事科学研究工作。叶剑英同志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巧妙地抵制了林彪的错误,不断把军事科研工作推向前进。他反复强调学习毛泽东著作,要刻苦,要理论联系实际,要弄清毛泽东写这一篇文章的目的是什么,是回答什么问题,澄清什么思想的。他指出,如果脱离了当时的具体环境和情况,单单去背诵条文,就不可能理解其精神实质,就不能正确地运用。在贯彻“以我为主”的问题上,叶剑英同志十分强调:“要从客观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敌我双方情况,以便正确地解决我国国防建设与军队建设中所提出的一系列新的问题。”他还很辩证地指出:“‘以我为主’就是要在我军已有的经验基础上,独立自主地考虑问题,解决问题。‘我’不是孤立存在的,我的对面是‘敌’,我的旁边是‘友’以我为主还要非常注意研究外国的经验,研究外国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有选择地吸收对我有用的东西,做到‘外为中用’。”他很重视外国的军事学术动态,指示有关部门要建立国际军事学术橱窗,要认真翻译和研究外军资料。他指出:苏军、美军、日军的条令,有他们自己的特点,我们可以批判地吸取他们好的地方,摒弃不适用的东西。

在科研工作实践中,叶剑英同志不断总结经验,不断提出很多反映客观规律的具体研究方法。在编写战斗条令中,他指出:要把独立思考与集体研究恰当地结合起来;研究人员要善于独立思考,敢于坚持正确的观点,同时又要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勇于改正不正确的论断。为了更好地集思广益,提高成品质量,他还主张成立“岔子组”,专门挑毛病,评论学术成品。在学术研究中遇到了不易解决的难题,他要求“组织学术攻关”,集中力量和智慧,加以解决。他还提出“一抓(抓资料)、二钻(对资料进行分析研究)、三产(生产学术成品)”,举行学术讲座,交流研究成果,“一人读书,众人受益”,以及“知识积累”、“计划生产”等等方法。

在叶剑英同志的正确领导和精心组织下,军事科学院和全军同志一起,经过艰苦努力,在建院后的短短几年内,就创造出了丰硕的科研成果。其中包括:《合成军队战斗条令概则》、《军师战斗条令》、《团营战斗条令》、《步兵战斗条令》、《内务条令》、《纪律条令》、《队列条令》,以及空军、海军的作战条令、教令等等。这是我军第一批具有自己特色的条令、条例,经过军委批准后,陆续颁布试行。在此期间,还编写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役学》初稿。我军战史的研究和对外国军事学术的研究,也都有了很大的进展。

叶剑英同志不仅是我军军事科学研究的卓越领导者,而且是一位杰出的军事理论家。他认真研究我国我军和外军的情况,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著作和讲话,对现代战争的特点、规律、战略方针、战役战术原则,对现代条件下军队训练和政治工作等问题,作了深入探讨,提出了许多独到的、具有极高学术价值的见解。他是一位博古通今的学者,读书非常刻苦、认真,有一种不耻下问、甘当小学生的精神。他不仅自己认真学习,而且十分关心研究人员的学习,重视提高研究人员的思想水平和学术水平。在武汉主持召开全军条令会议期间,有一次他和一些研究员交谈,问他们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选》没有?读懂没有?他举出书中恩格斯的《步枪史》一文,颇有感慨地说:“恩格斯在那样的年代,条件那样差,还写了那么多军事著作。他花那么大的精力,对步枪的历史作了那么系统的研究,时至今日,我们从事军事科学研究的同志,还写不出那样的作品,说来真是惭愧!”他诚恳地教育大家,要学习革命导师从事科学研究的态度和精神,挤时间下功夫读书,钻研学问。为了提高研究人员的学术水平,叶剑英同志还倡导举办学术讲座,请学有专长的人讲课,并亲自到会听讲。这既表现了他对学术问题的重视,又表现了他尊重知识,爱惜人才。叶剑英同志在军事理论上的建树,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对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起了并将继续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敬爱的叶剑英同志同我们永别了!我们全院同志决心化悲痛为力量,继承他的遗志,为开创军事科学研究工作的新局面而努力奋斗!

敬爱的叶剑英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原载1986116日《解放军报》